2010年上海世博会“日本周”期间，黄浦江里驶入了一艘按照1300年前的样式1:1定制的遣唐使船。不过这艘船并没有像当年那样，从日本花了好几个月才划到中国，而是象征性地在日本近海划了一阵子，然后坐上大型运输船，快抵黄浦江口才又放到海里划进来，最后在世博码头举行了庄严的“抵达中国”仪式。
这些“现代遣唐使”的前辈可没有如此轻松。那时的遣唐使要冒九死一生的风险才能到达遥远的长安。当时的日本不仅造船技术差，航海知识也很匮乏。264年间，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除去未成行的3次，真正意义上派出遣唐使16次，大多历经重重波折，献出生命的多达千人。派出的48艘船只，沉入海底者12艘以上。
当时唐朝已拥有了水密隔舱和钉接榫合法技术，日本的造船工艺相形见绌，遣唐使乘坐的都是结构堪忧的小船。据明代胡宗宪《筹海图编》记录，“倭船”铆接不用铁钉而用铁片，接缝不用麻筋桐油而只用短水草来填塞，易漏、易裂、易断；船底是平的，不利于破浪前进；船帆悬于桅杆正中心处，只适于顺风，遇到逆风就需要把桅杆放倒，靠手划橹前进。明代的日本船只尚落后如此，唐代可想而知。
唐代遣唐使船在狂风恶浪中非常容易破损，动不动就“中断，舳舻各分”“打破左右棚根”，或是“舵折棚落”“船将中绝，迁走舳舻”。
设想一下：如果出国留学要坐这种小破船，还有25%的概率沉船，你还会去吗？在这种情况下，当年日本青年想要搭乘遣唐使船到大唐学习的热情依然高涨，而且入选条件十分严苛。只有才貌兼备的世家子弟，才能作为日本的代表，被“公派”到大唐学习。
其他随船人员也都各怀绝技，比如最杰出的围棋高手、琵琶演奏家、手工艺匠人、翻译、医师、画师等，以充作日本的“门面”。总之，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在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最优秀的人才。
看起来这些人在本国日子过得很不错，前途光明，为何冒着葬身鱼腹的危险，也要前仆后继地前往长安呢？就让我们跟随第九次日本遣唐使团的足迹去看一看。
唐开元五年（717），19岁的井真成从大阪的难波津港登上了遣唐使船，与另外的3条船一起驶向了大唐的方向。井真成的姓氏“井”被认为来自“葛井”或“井上”，是居住在现在大阪藤井寺市的豪门。这批船上的557人中还有另外两位留学生，与井真成同岁的阿倍仲麻吕和长他们3岁的吉备真备，以及一位叫玄昉的“留学僧”。
在海上漂泊了7个月后，他们终于抵达了欧亚大陆上的梦幻之都、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长安。踏上155米宽的朱雀大街那一刻，井真成被眼前的这座如棋盘一般整齐的大城震惊了。
唐长安城长约9.7公里，宽约8.6公里，总面积约87平方公里，是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六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七倍，人口百万。
从朝鲜半岛到罗马，前来长安的人遍及世界各地。各国使臣、商人、僧侣，以及像井真成一样的留学生们，都从长安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走过。
长安的东、西市，不仅各方商旅云集，还荟萃了天下奇珍异货。学习之余，井真成完全可以先在西市的胡姬酒肆来杯葡萄酒，再到东市酒楼尝一尝将鱼切薄片生吃的新奇菜肴，顺便再帮玄昉买一本雕版印刷的佛经。
你以为至此长安的魅力已经尽数体现了吗？对遣唐使团来说，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开放的大唐不仅为日本留学生提供饮食起居，而且发放数额不菲的奖学金。
唐王朝将日本人带来的礼物称为“方物”，并报之以大方的赏赐。从日本正仓院现存的宝物，我们可以见识到唐朝慷慨的气度。一些大唐工匠也受朝廷的派遣，随返回日本的遣唐使船到日本帮助他们营建庙宇宫室。
长安既有恢宏华丽的气势，更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唐王朝对各地前来长安的人，文用其才，武用其能。外国人可以在此长期居留、观摩学习，甚至通过考试成为“公务员”。
长安也以宽广的胸怀热情迎接井真成等不远千里而来的留学生。朝廷派四门助教赵玄默亲自到鸿胪寺教他们。其中，出身奈良名门的阿倍仲麻吕成绩突出，被破格录取进入太学读书，勤学数年之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第成为进士。
唐代科举考试难度很高，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即50岁考中进士已经算是年轻的了。作为遣唐使制度两百多年间唯一考中唐朝进士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确实才学出众。
按照惯例，遣唐使学习一段时间后可归国，或随下一次遣唐使团回国。可是因为仰慕中国文化，阿倍仲麻吕不肯离去，他改名朝衡，又名晁衡，留在了大唐。他仕途顺利，作为高级官员活跃于大唐朝廷，从最初整理校对书籍到陪伴玄宗第十二子仪王李璲读书，后升至秘书监（大约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颇有诗才的阿倍仲麻吕与李白、王维等人交好，在唐朝的生活可谓如鱼得水。
西安城墙边，有为井真成的另外一位同学吉备真备而建的一座公园。这里曾经是留学生们学习的地方——国子监所在地。
吉备真备出身豪族，相对于晁衡的“俊逸”，他显得更为务实，在长安广泛学习儒学、历史、兵法、天文学等知识学问。734年完成学业后，他带着大量儒释经籍、乐器武备等满载而归。《旧唐书》记载这些日本留学生“所得锡赉（赏赐），尽市文籍，浮海而还”。
吉备真备带回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有很大影响，《太衍历经》和《太衍历立成》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乐器和乐书使得唐乐在日本广泛传播。同时，他与另一位留学生大和长冈一起修订二十四条律令，为日本国家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传他还是围棋高手，棋盘和棋子都是他从大唐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来。
对于从大唐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日本朝廷予以重用。741年，吉备真备被聘为东宫学士，教太子阿倍内亲王（即公主，后来的孝谦女帝）读《礼记》和《汉书》，一度官至右大臣（相当于宰相）。
天宝十二年（753），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来唐，已近花甲之年的吉备真备作为副使再次踏上长安的土地，与分别18年的老同学晁衡重逢。此时晁衡已年过半百，在大唐已待了整整36年。
看到阔别多年的同学，晁衡萌发了强烈的归乡之情。有感于他为大唐服务数十年，且家中父母老迈，唐玄宗批准晁衡回国，并特命他为大唐的日本使节。得知晁衡要回国的消息，好友们纷纷来送。去留两难的晁衡心情复杂，仰看大唐明月写下《望乡诗》。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公元753年，晁衡即将启程，玄宗特意命鸿胪卿蒋挑捥送他们到扬州。此次遣唐使回船共4艘，鉴真和尚就是登上了其中一艘，于754年到达日本。之前他已六次尝试东渡均告失败，此次终于得偿所愿。
然而，另一艘船上的晁衡却并不顺利，他的船在琉球附近遭遇风暴失联，当时大家都以为晁衡已溺亡。李白得知友人“遇难”的消息伤心不已，写下《哭晁卿衡》诗，表达对好友亡逝的哀恸。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实际上，晁衡所乘的船漂到了越南驩洲，船上一百七十多人遭当地人袭击，仅晁衡与遣唐大使藤原河清等十四五人幸存。天宝十四年（755），他们历尽艰险又回到了长安。此后晁衡便留在大唐，再未归国。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个皇帝，官至安南都护治交州（越南河内）、二品光禄大夫，72岁时终老于长安。藤原河清也留在唐朝做官，任秘书监，778年埋骨唐土。
遣唐使带回去的不只是唐朝的典章制度和律法规范，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学问僧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出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日本的朝堂上，大臣们争相模仿唐朝礼节，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器物也追求唐风。日本陶瓷匠人仿照唐三彩烧造出了奈良三彩，日本画家仿照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绘制出了鸟毛立女屏风。
与吉备真备同去同归的学问僧玄昉，带回了五千多卷经论和许多佛像，他带回日本的唯识学成为奈良时代的佛教主流。抵达日本的鉴真在奈良建造了唐招提寺，他带去的佛经、医药和书法成为东大寺正仓院的珍宝。而日本的第一座都城平城京（奈良）正是以唐长安城为蓝本。
唐代以中原传统典籍制度为主流，并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的精华，取得了辉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而都城长安就是展示这些成就的窗口。璀璨的文化、发达的政治律令、完备的官僚体制、繁荣的经济以及风雅的生活方式，这种“软实力”对于大化改新之后的日本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让一批批深受震撼的遣唐使想要借鉴甚至复制“大唐模式”。
为了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学习，遣唐使们冒着惊涛骇浪前往中国，不遗余力地将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带回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随船沉没于茫茫大海，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回国而客死他乡。
2004年秋，在西安东郊浐河东岸的河堤上，人们发现了井真成的墓志。与同期生中最出色的晁衡一样，井真成再也没能返回日本。734年正月，在中国学习生活17年的井真成去世。他去世后，唐玄宗降旨将其礼葬于长安万年县浐水东原。一方墓志刻着他的生平：“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蹈礼乐，袭衣冠……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