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山和水从来都不只是作为地理事实存在于中国大地之上，其中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山川祭祀的传统极长。其中，家喻户晓的“五岳四渎”至今仍被认为是国家的象征。先秦时期，古人认为山川能主宰水旱，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君命运，故分封立国一般都要依托名山大川，出现了“国必依山川”之理念。
那么，中国古代山川祭祀起源于何时？先秦时期，山川祭祀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历史上的各民族都有哪些山川祭祀仪式？它们是如何与中原王朝的山川祭祀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近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牛敬飞教授接受中国民族报“道中华”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记者：中国古代最早的山川祭祀缘何产生？它起源于什么时候？
牛敬飞：人类对山川产生崇拜进而祭祀的原因非常复杂。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名山大川与人类的生存及生产环境密切相关。高山既能孕育河流，又能为原始人类提供庇护；河流则让农牧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当然，山川特殊的地质地貌还能为人类提供更丰富的物质资料。
翻看地图就可以看到中国广阔的国土上山脉纵横交织，河湖星罗棋布，正是这众多的名山大川伴随着华夏文明的萌芽与发展。比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大约发生在四千年前，那时先民们一定对黄河及黄河流域的群山有深刻的印象。其实华夏先民的山川崇拜早就产生了，目前我们能找到的证据之一是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符号，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日月下面是一座山，这暗示着大汶口人已注意到了大山的神圣性，这比大禹治水还要早一千年。
得益于甲骨文，我们知道山川河流是商人祈祷占卜的重要对象。如殷墟卜辞中经常提到“燎”山或“燎丘”求雨，商人还会一次性地祭祀多座山，于是就有了向“二山”“三山”乃至“九山”占卜的记录。商朝后期的都城在河南安阳，其地西靠太行山脉，卜辞所见众山应该不少就在太行山上。
需要指出的是，商人曾数次跨越黄河迁都，与商朝国运关系最大的地理因素当属黄河。不过甲骨卜辞中几乎找不到商人直接祭祀黄河的记录，他们更多的是频繁祭祀洹水、湡水等小河，这些小河大多是殷都周边的黄河支流。
大约与商代同时，远在西南的蜀地也有隆重的祭山活动。广汉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出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玉璋，玉璋上有山形图案和祭司形象，其中有的祭司下跪，两山之间还有疑似祭坛的器物，这显然是古蜀人祭山的场景，人们就叫它《祭山图》。
▲三星堆祭山图玉璋。（牛敬飞 供图）
记者：先秦时期，山川祭祀发生了怎样发展演变过程？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名山大川的归属发生了怎样的转换？
牛敬飞：西周初年推行分封制，整个国家除王畿外，分为大大小小数百诸侯国，当时分封有个流行的原则叫“国必依山川”，即从理想角度讲，每个诸侯国境内都该有必要的山水，它们既是经济资源，亦是可依凭的军事保障。从那时起人们对山川的祭祀就不仅仅是出于简单的自然崇拜，而是有了浓厚的政治意义。
各国皆以境内的名山大川为“地望”，山川成了国土的象征，它们与国运息息相关。周朝王畿囊括关中平原和河洛之地，周王就视洛邑东南的嵩山为“天室”。《诗经·周颂》言“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岳就是嵩山，河即黄河，这说明周王室是以黄河、嵩山为王畿之地望，要定期祭祀的。
各国的“地望”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山西中部的霍太山（又叫霍山）就是晋国的地望，后来三家分晋，霍太山神又成了赵国的庇护神。秦国以华山为本国地望，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块“秦駰玉版”，上面记录了秦惠文王向华山祷病之事。有意思的是，因为华山地处秦晋交界，两国还曾争夺过华山的祭祀权。
黄河流经诸国，故除周王室外，秦、晋、郑、卫等皆视其为本国地望。楚国地处江汉流域，可楚庄王争衡中原胜利后就通过祭祀黄河以彰显其问鼎中原之志，这在时人看来是违背礼制的，因为在分封制下各国只能祭祀本国山川，不能越境祭祀，这就是所谓的“祭不越望”原则。
至秦朝大一统，原来诸国的名山大川被纳入中央统一管理、祭祀，秦始皇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等级，第一等级有包括嵩山、泰山在内的大山十二座，有包括黄河、长江的大川六处。一等山川里的会稽山和长江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代表，与此相对还有座“渎山”，它是今天的岷山，原本是蜀国的地望，后来秦国吞并巴蜀，渎山也就成为秦国西南领土的象征。西汉前期虽大肆搞过封建制，但朝廷还是借故陆续从各个封国收回了五岳的祭祀权，自此中央政府开始统一管理天下所有的名山大川。
记者：“五岳”起源于何时？五岳祭祀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有什么特殊含义？
牛敬飞：所谓“岳”，指的就是众山中的大山，甲骨文已有“岳”字的多种写法。泰山、华山、嵩山、恒山、衡山，这五岳是中国古代名山大川的最高代表。
关于它们起源于什么时候，史学界没有定论。比如顾颉刚先生认为五岳确定于西汉中期，那就太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四渎指黄河、长江、淮河、济水，从《史记》来看这说明在司马迁眼里，五岳四渎之说很早就有了，肯定在秦统一之前。《尚书·尧典》记录了舜帝巡狩四岳活动，因为是写天子奔赴四方故而只提了四岳，没提中岳。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周礼》也提到了“五岳”。
▲位于泰山脚下岱庙的五岳独宗碑。（王恩山 供图）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汉宣帝下诏制定了祭祀五岳四渎之礼，并以五岳四渎为国家最高等级的山川。后来在汉代汇集天下地神的北郊坛上，五岳紧紧围绕大地神位，这进一步确定了它们作为全国山川之首的地位，汉儒郑玄在给祭礼分等级时也把五岳归入仅次于郊庙大礼的“次祀”。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汉武帝定的南岳是安徽的霍山，后来到了隋代才根据儒家经典改成今天湖南的衡山。
为何汉朝如此重视五岳呢？首先，五岳这五座大山分布在中央和四方，象征组成天下的五大板块，对于理想的一统王朝来说，它们缺一不可，这就是五岳的政治意义。其次，汉儒在解释《王制》“五岳视三公”时提到：“五岳何以视三公？能大布云雨焉，能大敛云雨焉......故视三公也。”出云布雨算是五岳之神最原初的功能。此外，就像秦王向华山祷病一样，汉人也认为岳渎山川有庇佑君主的功能，所以汉朝礼制规定，皇帝重病时除了向天地宗庙祷告，还要祈求五岳四渎之神。
需要指出的是，五岳之中泰山有着更为特殊甚至更高的地位。秦皇汉武都曾在泰山行封禅大礼，尤其是汉武帝还定下了五年一封禅的制度。所谓封禅其实就是一场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地之礼，其主要目的是借向上天告太平来宣扬皇帝得天命。封禅泰山一直是古代帝王争相追慕之举，自秦皇汉武后虽然有不少皇帝曾亲自到过泰山，但真正行过封禅之礼的只有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
在汉唐盛世，五岳象征着天下统一；在动荡时代，五岳虽暂时分属不同政权，可人们反而更在意它们所代表的天下的完整性。如南北朝时萧梁与北魏互争正统，萧梁大臣讥讽北魏为五胡，北魏大臣则以本朝“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反驳之。北魏占据青齐地区后，南朝人则慨叹“岱宗牢落，天步艰难”。五岳与九州一样，几乎成了中原、中国的代名词。
▲清代泰山石刻“五岳独尊”。（牛敬飞 供图）
记者：秦皇汉武都曾在泰山行封禅大礼，封禅仪式是什么样的？
牛敬飞：封禅之说出自齐鲁之地，传说上古三代有德之君都曾行封禅礼。封、禅分别指祭天、祭地礼。封礼要在泰山上增高建坛而祭；禅礼是在泰山附近的小山下举行，其义主要在于向上天宣告帝王功绩，即所谓的“告太平于天”。秦始皇是第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他原本想依靠齐鲁儒生制定封禅礼，可儒生们提出了各种繁文缛节，于是他索性放弃儒家礼仪，直接开山除道登上泰山告天立石。
后来汉武帝的封禅多少受到了些儒家思想影响，在封禅礼前他与儒生们先举行了射牲仪式，然后就参照他自己创立的泰畤祭天礼和后土祭地礼分别进行封、禅。《史记·封禅书》简单记录了相关程序：射牲后在泰山下建坛祭天，然后将祭天玉牒埋在坛下；接着武帝又在近臣陪同下登上泰山再行封礼；最后下山行禅礼。作为最高规格的帝王之礼，儒生方士们认为封禅的前提不仅需要文治武功，还需要天降符瑞。于是武帝在封禅期间还自造了祥瑞，把各地的奇珍异兽带到泰山放生。
需要指出的是，秦皇汉武封禅泰山还有追求长生不老的个人诉求，传说黄帝封禅泰山后就飞升成仙了。因此他们的封禅礼不同于一般的公开祭祀，他们的告天祝文都十分保密，这也让封禅充满了神秘色彩。
《续汉书·祭祀志》对东汉光武帝封禅泰山的记载更加详细，大体环节和汉武帝封禅一致，只不过在上山封禅前皇帝还专门派人祭祀了泰山，这样我们就知道封禅与祭山是两回事。一个参加过光武帝封禅叫马第伯的官员写了篇《封禅仪记》，记录了皇帝从洛阳到泰山的日程和泰山上的景物，称得上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泰山游记。
记者：古代山川祭祀的仪式都有哪些规制和流程？不同时代的山川祭祀有哪些特征？
牛敬飞：商朝人无论祭山还是祭河，一般都用“燎”祭，就是用牛羊等牲畜祭祀，对于牲畜的种类、数量也没有特别的规定，甚至献祭同一条河时，有时用牛有时用羊。到了周朝就不一样了，周人祭祀特别强调区分山川。此外周人祭山川时,用牲数量上也比商人更为克制，周人祭山川的常用祭品还有圭、璧等礼器。
周代祭山流程可从秦駰玉版中窥之一二，秦王祭华山时先奠璧，然后才埋牛、羊、豕和马车，祭品分别埋在华山的南坡和北坡。关于周人祭河，《左传》记录了“秦伯以璧祈战于河”，郑国贵族“用两圭质于河”，此皆是将玉器沉于河中。周礼区分山川祭祀的规则被后世严格遵循，唐玄宗时期，礼臣祭祀北岳时错用沉礼，立刻遭到了御史们的强烈批评。
从汉代起名山大川一般都有固定的祠庙，祠庙日常由地方官员负责，祭祀仪式按儒家礼制展开，主要参加者一般先行斋戒，接着是初献（包括读祝文）、亚献、终献，三献完毕，最后将祭品或掩埋或沉于河中。这些仪式较为详细地保留在了《大唐开元礼》中。
古代官方的山川祭祀基本遵循儒家理念，但有时也会受到道教、佛教的影响，尤其是道教的影响。比如北魏北齐就将岳渎祭祀交由天师道负责，为此设有崇虚都尉、崇虚局。唐宋两朝皇帝多信奉道教，经常派道士赴名山大川举行斋醮仪式，斋醮完后还会搞投龙活动。所谓投龙就是将祷文写在简上，再将简投诸山川。现在我们还有幸能看到武则天的嵩山投龙金简和唐玄宗的南岳投龙铜简。到元朝初年，官方的五岳四渎祭祀一度全部依靠道士来完成。或许是受到了道教神仙思想影响，自唐代起朝廷开始给岳渎神加爵位，宋代赐爵山川神、给山川祠庙赐名蔚然成风。到了明代，朱元璋为强调皇权独尊去掉了岳渎封号，官方的山川祭祀又回到了儒家礼制的老路上。
记者：武则天的投龙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历史上有具体的记载吗？
牛敬飞：大家知道武则天是非常推崇佛教的，但她也接纳、利用道教。据统计武周朝有记录的投龙就多达十次，但这些基本不见于正史，多见于各类道教石刻。
投龙活动多出于皇帝个人的宗教偏好，是相当私密的行为，与国家公开的儒家式的祭山仪式有很大区别。正因为私密，所以皇帝投龙多派遣道士和亲近的宦官前往名山大川。如武则天刚登基称帝后，就派遣了高道马元贞到五岳四渎搞投龙仪式，整个活动因为要分赴各地持续了一年多。马元贞后来将投龙之事刻在了泰山的《岱岳观碑》上，碑文透露出武则天投龙的目的是为“大周革命”而作功德，各山川的投龙简文虽不得见，但大义应该就是向名山大川宣告武周代唐的合法性并祈求道教诸神庇佑她的新王朝。
今天能见到的中岳投龙金简作于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嵩山自北朝以来就是北方道教的中心，据正史记载久视元年四月到七月年迈的武则天一直在嵩山的三阳宫养病销夏，也正是在此期间她改元“久视”，命道士就近投龙于嵩山，于是就有了这篇中岳投龙简。简文主要内容有：“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祈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由此来看，这次投龙的目的就是为皇帝袪灾除病、祈求长生,这也是“久视”的内涵。我们知道武周朝后期李、武集团斗争日益加剧，皇帝健康与否直接关系未来的政治走向，此时武则天又频频派道士赴名山大川祈福，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争取更多的时间。
▲武则天嵩山投龙金简。（牛敬飞 供图）
记者：历史上，古代各民族都有哪些山川祭祀仪式？它们如何与中原王朝的山川祭祀仪式共同塑造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
牛敬飞：山川信仰不是中原地区独有的，近年来学术界已经逐渐注意到山川之于边疆民族的重要意义。以大家熟知的匈奴为例，就有依山祭天的传统，与中原王朝的封禅有点儿像。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得名于匈奴，匈奴语“祁连”就是天的意思，这说明祁连山被匈奴人视为神山，只是受史料所限，我们没有找到他们祭祀祁连山的直接记录。西汉大胜匈奴的标志之一是霍去病“封狼居胥”，这其实就是在匈奴的神山上搞了一次封禅大礼。需要指出的是，匈奴各部对依山祭天这种仪式应该不陌生，所以“封狼居胥”不仅仅是按中原礼仪宣示漠北已归入汉家，它的另一目的就是向匈奴各部展示汉朝是他们的新主人。
讲到匈奴，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座北方名山——阴山。魏晋之后，拓跋鲜卑成为漠南之主，阴山是他们的北境屏障。近期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阴山南麓发掘了一处规模颇大的北魏祭祀遗址，该遗址形制颇像中原的祭天坛，这足以证明当时阴山的神圣地位。有意思的是，北齐的北郊坛按《禹贡》所记布置了天下名山大川，阴山赫然在列，这标志着“阴山”终于融入到了中华山川祭祀之中。
▲内蒙古武川县坝顶遗址。（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类似的例子还有东北的长白山。长白山是女真人的神山，女真人建立金朝后将其视为龙兴之地。《大金集礼》将其与五岳四渎并列，专门有一卷讲长白山祭礼。在金朝的北郊坛上，长白山与东岳、东镇、东海同属东方山川。
在中国西北，天山山脉东段最高峰所在的博格达山早在唐代就被称为“天山”，是西北各族公认的神山。清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后将博格达山在内的二十余处山川列入了官方祀典，这表明清朝对西域的经营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山川祭祀，以五岳四渎为代表的山川自古就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名山大川往往被视为国家疆域的标识。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华各地的山川也逐渐融入了山川祭祀体系，它们共同见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塑造着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资源。